重启《科学的终结》之争
[编者按] 《科学的终结》是一本颇具争议但确实是在认真思索人类认识宇宙万物的书。虽然书名刺眼但却不乏思想闪光点。诚然,这本书让许多科学家看不顺眼,因为可能会影响项目申报与基金资助的获取,本书也一再提及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项目搁浅与搁置。但实际上,正是对既有科学及其可能实现结果的反思与批判才能逾越科学与自然地鸿沟,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认识自然与适应自然,虽然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可能也永远达不到彼岸。从这一视角出发,读者就会从书中发现不同的的思想点在认知自然上的碰撞而不是对其书名的批判,因为本书唤醒的,不是科学的终结而是科学的飞跃,是通过对一些大科学家采访或是他们之口对既有科学及其祈求目标的批判。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作者为该书2015年新版本写序言:重启《科学的终结》之争。(Dr.Linfan MAO 推荐)
也许我真的是一个自恋狂吧?所以,在有幸面对那群充满求知欲的纯真青年听众时,才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邪恶文化基因(meme)强加给他们。
自2005年起,我就职于史蒂文斯理工学院,一所坐落在哈德逊河畔的技术学校,在那里给本科生讲授科学史。在讨论完古希腊“科学”后,我让学生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关于宇宙的理论在后人看来有没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就像亚里士多德理论对我们而言一样?
我首先向他们保证并不存在什么标准答案,然后告诉他们我的答案是“不可能”,因为亚里士多德理论的确错了,而我们的理论却是正确的。地球在绕日轨道上运行,而不是相反;世界的构成要素并非土、水、火、气,而是氢、碳以及其他一些元素,这些元素则进一步由夸克和电子构成。
后世的人们对于自然界会了解得更多,还会发明出比智能手机更酷的各种玩意儿;但是,他们关于实在的科学版本,将会与我们的如出一辙,原因有二。首先,我们的版本,正如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在其《宇宙》(Cosmos)一书的超赞的再版中所概括的,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大量新的认识,都只是扩展并填补进了我们现有的世界图谱,而不是引发激进的修订。其次,那些一直萦绕不去的重大谜团,譬如说,天地万物由何而来?生命何由肇始?一块大肉究竟怎样才能产生意识?它们也许根本就是无解的。
一言以蔽之,这正是笔者的“科学终结”观点,并且本人至今仍坚信其正确性,一如我在二十年前完成拙著时那样。这足以解释为何笔者会一直不厌其烦地就该论题撰写文章,为何要引导学生们对此加以思考——尽管本人一直希望自己搞错了,并且,若学生们真能把这一悲观预期弃如敝屣,我反而会感到莫名的轻松。
尽管拙著并不讨喜,其文化基因却流布深广,即便那些有关科学之未来的乐观论述,也时常被其侵入。敢于承认“科学终结”说或有可取之处者,直似凤毛麟角;[1]绝大多数论者都拒斥笔者的观点,以一种程式化的时髦套路,直似在表演某种驱邪仪式。[2]
对拙著的含沙射影式批评,通常所采取的都是这样的套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个叫约翰?霍根的家伙宣称‘科学正走向终结’;但看看自那以后我们在认识上取得的所有进步吧,再看看仍有待我们认识的所有未知现象!霍根与19世纪末那些宣称‘物理学已经终结’的傻瓜们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
拙著《科学的终结》的新版前言,大幅更新了笔者的论据,远远超出了1997年平装本的跋“未尽的终结”的范围,而后者回应的只是首波来袭的批评。在过去的18年里,科学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从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顺利完成,到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发现。因此,那些只会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笔者观点的人们会觉得其荒谬可笑,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迄今为止,笔者关于未来将不会再有重大的“启示或革命”的预见,依然坚挺如故——不会再有什么对于自然的洞见,能够像日心说、进化论、量子力学、相对论以及大爆炸理论那样震撼人心。
在某种程度上,与笔者过去在20世纪90年代所揣测的那些相比,今日之科学的状态反而更为恶化了。在拙著《科学的终结》中,我曾预言:在其不断尝试克服限度制约的斗争中,科学家们会变得愈益绝望,愈益倾向于夸张;这一倾向的严峻和广泛程度,已远远超出了笔者曾经的预料。以我三十余年与科学打交道的经历,科学理想与其阴暗面之间的差距总是存在的,这就是人性化的现实,但于今尤烈。
在过去的十年里,计量学家约翰?伊奥尼迪斯(John Ioannidis)曾对期间经同行评议的科学文献进行了归纳分析,结论是:“目前刊发的研究发现多数都是虚假的。”[3]伊奥尼迪斯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科学家之间为了赢得公众瞩目和基金而展开的日趋激烈的竞争。“许多研究的实施,是出于斤斤计较的理性考量,而不是对真理的追求,”他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利益冲突比比皆是,且直接影响到了成果产出。”[4]
根据2012年的一项研究,自1975年以来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的论文数量一直在缩减,因为虚假论文在成十倍地激增。[5]大量也许本应被撤掉的论文之所以没被撤掉,是因为其缺陷从来就无人关注。“已公开发表的、正在写作和投稿的科学论文中,存在硬伤的不可胜数,远多于任何人通常所以为的或乐于认可的数字,”这是《经济学家》杂志在其2013年的封面故事中所宣称的,“标题是‘实验室里的麻烦’”。[6]
科学从来就不乏敌手,从宗教极端主义者到全球变暖的异议人士,但最终,就连科学本身都变成了自己的死敌。科学家们正变得越来越像律师或政客,也会时不时地放弃他们的崇高理想,以换取对于财富、权力与声望的赤裸追求。
即便抛开由不端行为和结果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海量问题不论,某些杰出科学家也已变得日渐傲慢,对批评不屑一顾,与其职业操守极端不相称。其中某些人所孜孜以求的,似乎是要把科学从一种追求真理的方法转换成某种意识形态——科学主义——任何与世界打交道的非科学方法都将遭受其尖刻的诋毁,其做派令人不得不联想到极端主义。
在其2011年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心理学家丹尼尔?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揭示了我们的头脑愚弄我们的种种花招,从而证实了先入之见的确存在。科学家们在痛斥神创论者或气候变化的怀疑分子时,都很乐意引用卡尼曼的发现;正如卡尼曼本人所强调的:科学家们也不例外,同样会屈从于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7]
我对科学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它一定会在伦理层面重振雄风,并帮助人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困、气候变化、人口过剩、军国主义,等等。本人虽时常被人指责为悲观论者,但在那些最为重要的事情上,我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这篇序文的最后,我会再回到那些最为重要的进展上。但在此之前,请容许我先解释一下,本人的论题怎样容纳科学诸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物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以及混杂学(我在“混沌”与“复杂性”基础上合成的一个稍嫌刻薄的术语)。
物理学步履蹒跚,宇宙却在加速
三十余年前,在我刚刚涉足科学事务的时候,正是粒子物理学的宏大目标激励了我,今天它却处于如此混乱的状态,以至于我都不忍心再挑剔什么了。2012年,大型强子对撞机终于给出了有关希格斯玻色子的确凿证据,而关于后者的假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被提出,并认为它可以赋予其他粒子以质量。
希格斯玻色子曾一度被赋予“上帝粒子”的尊号,这当然是带着点儿戏谑色彩的炒作;但其被检测到的意义,相较于物理学的崇高目标而言,却平淡无奇得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对于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即电磁力与核力的量子描述)而言,希格斯玻色子堪称其压顶石(capstone);但它却无助于我们去接近物理学的最终目标,就像你即便爬到树上,也不可能使你离月亮更近一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物理学家们所梦寐以求的一直是发现统一理论,有时也称之为“万物至理”,能够完满地解释包括引力在内的所有自然力。他们希望该理论能一揽子解决所有最为深刻的奥秘:宇宙是如何来的?它为什么会采取我们所观察到的形式而不是别的形式?正如爱因斯坦所云:上帝在创造宇宙时是否有别的选择?
在《科学的终结》里,我曾对弦理论——号称最有希望发展成万物至理的备选理论之一——予以严厉批评,因为它所假定的粒子太小了,完全无法被任何可能的实验手段观测到。2002年,我和加久道雄(Michio Kaku)打赌1000美金,说截至2020年没有人能因为弦理论或任何其他统一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8]还有谁想这样赌一把吗?
关于弦理论的研究,有时也被称作M(意指“膜”)理论,在过去的十年里,若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有倒退。物理学家们意识到,该理论可以推出近乎无限的版本(据估计量级高达10500),而其中的每一种都预示着一个截然不同的宇宙。
李奥纳特?苏士侃(Leonard Susskind)之类弦的拥趸们,竟厚颜把上述缺陷重新定义为弦的特色,宣称弦理论所允许的所有宇宙都是实际存在的;在“多元宇宙”的海洋里,我们可观察的宇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泡泡。
若问为什么我们就碰巧生活在这一特定的宇宙中,多元宇宙的狂热信徒们只好引证人择原理。该理论断言:我们处身其中的宇宙,就应该具有我们所观察到的形式,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在这儿观察它。[9]人择原理不过是伪装成解释的重言式命题。
证伪作为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最佳标准,已被人们广泛接受。[10]我在《科学的终结》中曾作过专门介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例证过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们都太过模糊又太易变通,所以借助任何可信的发现,都不可能被证明为错误的,或曰被“证伪”。
面对有关超弦与多元宇宙理论无法被证伪的指控,其虔信徒如肖恩?卡洛尔(Sean Carroll)之类,如今正大肆宣扬说“证伪的意义被高估了”。还有些声名赫赫的物理学家,尤其是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s),则干脆把哲学贬得一文不值。[11]
物理学家的傲慢自大,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克劳斯2012年的大作《无中生有的宇宙》中,该书断言物理学家们已经揭示出为何要有些什么而不能是一无所有。克劳斯的“答案”不过是毫无新意的臆断,所依据的主要是量子不确定性,而聪明的理论家几乎可以用它来解释一切。而且,克劳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即他所谓的“无”——原始量子真空,我们的世界据说就是由它孕育而生的——究竟由何而来。[12]他肯定会后悔在看到的一份护封简介中,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把克劳斯比作达尔文:“如果说《物种起源》曾经是生物学给予超自然主义的最致命一击的话,”道金斯鞭辟入里地评论道,“那么,我们似乎也可将《无中生有的宇宙》看作出自宇宙学领域的类似玩意儿。”
像道金斯、克劳斯以及霍金之类的无神论者,其最大愿望无非是把基于信仰的“创世说”置换成基于经验的,或者说得更宽泛些,是用理性来反击迷信,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在他们开始为多元宇宙、人择原理之类伪科学的歪理邪说辩护时,他们其实是在损毁而不是襄助自己的事业。
自《科学的终结》出版以来,物理学确实曾给我们带来过激动人心的体验,包括过去20年里那些极富戏剧性的科学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天文学家的视线都聚焦于遥远星系的超新星(可据以测度宇宙的大小与膨胀),发现其膨胀率正变得越来越大。
我并未期望这一令人惊讶的发现会带来多大的轰动,但它的确做到了;宇宙加速现象的发现者们赢得了2011年的诺贝尔奖。早些时候,就曾有物理学家预言:宇宙的加速有可能导致物理学发生革命性转折,就像20世纪初的放射性等反常现象一样。但到目前为止,宇宙加速依然还只是大爆炸理论的一个迷人的小转折。
我们人类仍是一如既往的孤独
天文学所涌现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发现为数众多的恒星都有行星环绕。在我刚踏足职业生涯路时,天文学家尚未确认任何一颗系外行星的存在。如今,借助高度敏感的望远镜以及精巧的信号处理方法,他们已经识别出了数以千计的系外行星。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推算,天文学家估计银河系蕴藏着不下于恒星总数的行星。
但这依然无法解答我们所急于了解的问题:我们人类是孤独的吗?正如笔者在《科学的终结》中所云,我热切地希望外星生命能够在我的有生之年被探测到,因为那可使科学产生意料之外的变化。但考虑到哪怕离我们最近的系外行星与地球间的遥远距离(即便我们最快的宇宙飞船,也要用上千年的时间才能抵达),达成类似发现的机会可以说微乎其微。[13]
科学家们依然搞不清生命在三十亿年前是如何在地球上发生的。2011年《纽约时报》曾刊发了一份关于生命起源研究的报告,其中重点介绍了我在《科学的终结》里曾检讨过的同样的理论,[14]即定向泛种论(directed panspermia)的沉渣再度泛起,认为是外星人在地球上播下了生命的种子,与智能设计极端类似。
那些设计婴儿都去哪儿了
在一些方面,生物学也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进步着。2003年,就在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解读出双螺旋五十周年之后,人类基因组计划胜利竣工(差不多吧),基本上解码了我们人类所有的DNA。这一计划的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称,该计划是“深入人类自身的神奇探险之旅”,其结果必将导致医学进步的明显加速。[15]
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基因测序设备以及相关生物工程技术成本的直线下降,这一联邦计划项目在预算内提前完成了。这一进展引来了一堆弹冠相庆的溢美之词,认为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世界的门槛上,跨过去就可以从根本上理解并调控人类自身,比如说对于传统理论一向束手无策的设计婴儿(designer babies)。
但到目前为止,弗兰西斯?柯林斯所允诺的医学进步依然没有兑现。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研究人员总共实施了约2000例基因治疗方面的临床试验,通过调整患者的DNA来治愈疾患。[16]在美国,截至笔者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基因疗法已被批准用于商业销售(当然,2012年有一项在欧盟获得了批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有了数不胜数的所谓“突破”,癌症的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17]
关于基因究竟怎样使我们长成了自己的样子,我们还缺乏基本的了解。行为遗传学试图识别出究竟哪些基因变量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如说,在性格冲动、脆弱与精神疾病之间。该领域已经宣告了无以计数的戏剧性“发现”:同性恋基因、高智商基因、冲动基因、暴力伤害基因、精神分裂症基因,等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出任何一项堪称稳健的发现。[18]
另外一些研究思路同样引人入胜,但对于我们理解基因的工作机理而言,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是越帮越忙。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进化与胚胎发育能够以令人惊讶的方式互动(进化发育生物学);微妙的环境因素会影响基因表达(表观遗传学);我们的基因组中原本被认为是惰性的部分(垃圾DNA),实际上却很可能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
生物学的困境不禁让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物理学,当时,粒子加速器发出了一些奇怪的新粒子,它们很难被传统的量子物理学解释。直到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等人提出假说,认为中子和质子都是由三个被称为“夸克”的奇怪粒子构成的,混乱的认识才逐渐被澄清。
是否能有某种全新的理念——就像夸克一样新奇大胆——可帮助遗传学澄清其混乱的现状,哪怕是以帮助该领域释放其医疗潜力的方式?但愿如此。生物学是否正面临着深刻的范式转换,就像物理学领域的量子革命一样?
我对此深表怀疑。生物学的基本框架是由新达尔文主义理论再加上以DNA为基础的遗传学构成的,它已经被证明具有足够的弹性。我的猜测是,它会很轻易地吸收掉所有的意外发现,一如量子场论吸收掉夸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由于既有研究严重削弱了简单的生物学模型的地位,某些知名生物学家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始提倡极度决定论、还原论的模型。杰里?科因(Jerry Coyne)断言,自由意志不过是种幻觉;[19]而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和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则声称,人类天生就是好战的。[20]
种族主义的智力理论也已重新浮出水面。2007年,詹姆斯?沃森(现代遗传学的元老级人物)就曾宣称,黑人问题实际上源自其先天的劣势。[21]说到傲慢与大言不惭,物理学家远未达到独孤求败的境地。
神经编码,泛灵论和DARPA
在针对《科学的终结》的最初意见中,最让我有感于心的一条就是,拙著对有关人类心智研究的探讨不够深入;因为与其他科学领域的努力相比,心智研究显然具有产生“启示和革命”的更大潜力。我同意,因此随后出版的两本书所讨论的主题都与心智相关。
在《未知的心灵》(The Undiscovered Mind, 1999)一书中,笔者批判了精神病学、神经科学、进化心理学、人工智能,以及其他一些旨在解释心灵并治愈其异常的领域;而《理性的神秘主义》(Rational Mysticism, 2003)则探讨了意识的神秘状态,而我本人自懵懂的青春期开始就一直承受着类似神秘状态的困扰。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我也在持续关注神经科学的进展,其中最让我好奇的是破解“神经编码”的努力。[22]这是一种特殊的算法,或一套规则,据称可以把我们大脑里的电化学冲动转换成知觉、记忆、情感和决断。
神经编码的任何一个解,都会在认识和实践上带来深远的影响。它将有助于解开古老的哲学难题,比如说心—身问题(柏拉图就一直被这一问题困扰)以及自由意志之谜;还有可能使我们对基于大脑的各种顽疾(从精神分裂到老年痴呆)作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治疗。
神经编码可以说是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就像生命起源研究一样,神经编码研究也催生出了过量的理论,有着彼此矛盾的观点和假设。虽然说一切生物都共享着显著相似的基因密码,但人类的神经编码却可能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编码,并且在对新刺激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不断进化。
神经编码研究所求得的解,可为心智科学提供其迫切需要的统一原则。但就目前而言,心智科学仍停留在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前科学”状态,在这样那样的时髦理论之间蹒跚前行,甚至就连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那样陈腐过时的范式都不乏其拥趸。
目前的情形变得更加恶劣了。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是用神经学术语解释意识现象方面的领军人物,也一直是我了解脑科学研究的重要信息源,但近来他却开始支持泛灵论。[23]这一思想可追溯到佛陀和柏拉图那里,认为意识普遍存在于所有物质中,甚至是非生命物质如岩石中。
在《科学的终结》里,我曾杜撰了一个术语 “反讽科学”,用以描述那些过于思辨、模糊,因而只能把它们当小说看的所谓学术主张——立马就能联想到超弦和多元宇宙理论。我还曾作出预言:随着传统科学产出的递减,反讽科学的数量将会激增。泛灵论的泛滥,正可代表対笔者预言的无懈可击的验证。
心智科学之久无进展,在精神病疗法极度糟糕的现状上也能体现出来。在《未知的心灵》一书中,我曾经指出:对于抑郁之类的精神障碍来说,药物治疗并不像其支持者们所宣称的那样有效。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这一批评还是太温和了。最近的调查研究——尤其是新闻工作者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2010年的《流行病的解剖学特征》(Anatomy of an Epidemic)一书所提供的证据显示,精神科药物对病人所造成的伤害,总体而言要远大于其所能带来的治疗效果。
心智科学的进展同样让我感到困扰。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精神病学已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制药行业的营销部门。[24]与此同时,神经科学家们却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军方,他们对如何提升自身士兵的认知能力同时抑制敌方的相应能力,似乎有着浓厚的兴趣。
2013年,奥巴马总统宣布,政府正每年斥资上亿美元致力于一个称为“BRAIN”的新计划,旨在“推动神经技术创新,加快大脑研究”;而BRAIN计划的主办方,正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神经科学家们已接受了——事实上是在热切地寻求着——这份基金资助,就连伦理上是否得当的象征性辩论都没有。
大数据与奇点
那么,数据技术持续的突飞猛进,能否导致物理学、遗传学、神经科学或其他任何领域产生突破呢?这正是热衷于“大数据”的人们所期望的。我本人也会被一些数据技术深深打动,就在刚才,不到一分钟之前,我还在用苹果笔记本电脑和谷歌去了解到底是谁创造了“大数据”这一术语(答案请参阅注释);[25]我汽车上安装的GPS导航仪,似乎也很神奇。
但笼罩在大数据上的炒作喧嚣,却只会让我齿冷,这让我想起了拙著《科学的终结》评论过的那些混杂学家的自吹自赞。大数据的信徒们与混杂学家们一样,对计算机在解决那些为传统科学方法所拒斥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力量有着某种宗教般的虔诚信仰。
某些大数据的宣言骨子里就是“反智”的。2008年,《连线》(WIRED)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就曾警告说,那些永不知疲倦地咀嚼着“PB级”数据的计算机,必将带来“理论的终结”。 [26]他解释说,通过发掘数据中的微妙的相关性,计算机使我们能够预言并操纵现象,而不需要任何理解。科学“没了有条理的模型”也能发展,安德森最后画蛇添足地写道,“是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了:科学能从谷歌学到些什么?”
就在同一年,才华横溢的华尔街人,装备着用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强大的计算机模型, 却没能预见到历史上最严重的那一场经济危机。安德森认为大数据无须理解就能带来力量,但华尔街的计算机却没带来两者中任何一点。
数据技术所带来的最为古怪的预言就是奇点理论(the Singularity)。这一借自物理学的术语,意指随着计算机科学以及相关领域的进展,催生出一次巨大的智力飞跃,这里的“智力”可以是机器的、人的,也可以是任何人机混合的杂种的。那么,这些超级聪明的存在就将永恒不朽了。
虽然我在《科学的终结》里并未直接提到“奇点”这一术语,但却表达了其基本的理念,即数十年前由愿景家如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之流所探究的那些东西。我把他们的空想研究结论称为“科学神学”,因为它们甚至都不配被称为“反讽的科学”。
现代奇点主义者,如著名计算机科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坚称奇点很快就会降临,就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27]他们作出这样的预言,所依据的自然是数据技术发展的指数增长速度,却忽视了其相关领域停滞不前的事实,如上文所着重讨论的遗传学、神经科学等领域。
不少相当聪明且功成名就的人士,都对奇点理论深信不疑,其中就包括谷歌的创始人,他们帮着库兹韦尔建立了一所“奇点大学”,并在2013年聘请其做谷歌的工程总监。奇点主义者想永远活着,想把自己的智商提升1000倍,这些欲望我都十分理解。[28]但奇点理论却是一种邪教,专为那些信仰科学与技术远甚于信仰上帝的人们设立,是书呆子们的“救赎”。
最为重要的进步
经常有人问我,究竟怎样才能使我承认自己关于“科学正在终结”的观点错了。大多数时候,我的回答都很漫不经心:要我承认自己错了,等到雷?库兹韦尔把其数字化的灵魂成功上传到智能手机上;或者,等到外星人在时代广场上着陆,并宣布早期地球的创世论者为获胜的一方;要么就是,等到我们发明出曲速飞船,能够冲下虫洞并进入平行宇宙再说。
这里给出的是一个更加严肃的答案:拙著提供了许多具体而微的论点,譬如说,弦理论永远也不可能被确证,心—身问题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解答,这些最终也许的确会被证明为谬误。但是,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动摇我对自己的元论点的信心:科学追求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会越来越趋近于真理,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早晚有一天,科学会触及其终极限度。[29]
然而,在我看来,我们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能力不存在极限。在我2012年的著作《战争的终结》里,我曾指出:仁爱能成就永久的和平,不是在不久的将来,就是现在。我们并非一定要变成机器人,一定要消除资本主义或宗教信仰,或一定要回归到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我们所必须做的,只是要认识到战争是愚蠢的、不道德的,并把更多的努力投入到非暴力的冲突解决中去。
在我的课堂上,我常常会要求学生们阅读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他在其中展望了一个没有战争、贫穷、传染性疾病以及暴政的世界。当我问学生们,肯尼迪所描述的世界是合理的还是乌托邦式的废话,大多数学生的回答是后者。让我感到矛盾困惑的是,那些拒斥我的科学终结说、认为其过于悲观的学生,另一方面却又对人性的预期令人心痛的灰暗。
我提示那些学生,正是人性才使得人类向着肯尼迪所描绘的每一个目标都跨进了一大步。与百年前相比,或者与肯尼迪发表其就职演说的1961年相比,世界已变得更健康、更富足、更自由并且更和平了。因为我执教的大学就坐落在哈德逊河畔,斜对着曼哈顿,所以我又指向一扇窗户,提示他们围绕纽约城的河水与空气,的确比肯尼迪时代更清亮了许多。我以一声高喊结束了这次课的即兴讨论,“情况已经好转了!”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能获得永生,或殖民其他星系,或找到一种能解开关于存在的所有秘密的大一统理论。但是,借助于科学,我们却能创造一个让所有人,而不单单是某些幸运的精英,都能人尽其才的世界。